农村产业化的发展困局及其社会后果

　　摘 要：在农村产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市场化一直是国家强力推行的手段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打破传统小农的“生存经济”，使之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实践中却导致农村发展更加依附于市场资本与政策制度。基于此视角，对黔东南T县县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分析表明，经过多年的产业化实践，农村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传统小手工业通过产业化与市场经济产生勾连，使农村地区全面卷入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产生深刻的寄生性，同时在寄生中获得有限的发展，从而拉大了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农村产业化发展中经济效应的发挥，需要和自我发展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破除“寄生性发展”的困局，真正实现农村的内生性发展。

　　关键词：黔东南;产业扶贫;项目扶贫;农村产业化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产业化是中国农村发展政策及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一直被视为改造的对象，以此不断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有关农村发展与产业化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从改革初期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到当下的各种产业发展模式，农村产业被寄予了培植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期待，围绕顶层设计、资源配套到基层实践，尤其是在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农村产业发展一直是众多扶贫措施包括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移民、社会兜底等的重中之重，产业化被置于“五个一批”的龙头地位，倾注了国家和社会各行业的极大资源。客观来说，农村产业化在带动农村人口脱贫致富上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根据当下的实践来看，其发展仍然因为资源浪费、分配不公、效果不够理想而备受质疑。在中央财政扶贫资金自上而下输入的过程中，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导致贫困治理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受到极大压缩，使地方政府实施产业扶贫面临“短平快”的境况，向上负责的利益导向成为产业扶贫项目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目标偏离的制度导因[1]。在这一背景下，以产业扶贫的实施为主导的资源输入又因为村庄治理的弱化使扶贫资源遭遇精英俘获[2]，形成相应的分利秩序[3]，并使扶贫项目的发展结果为大户和私人企业占有，贫困人口往往处于产业发展的边缘地位[4]。而且市场经济的强势地位、农业的高风险特性以及农村人口的脆弱性贫困更使农村产业的推进与发展进退维谷。

　　在这样的现实困境中，提高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市场面向和经济效益几乎是所有产业扶贫项目追求的目标。在产业链的供给与价值链的整合等方面，产业扶贫虽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由此，我们需要发问的是，在精准扶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背景下，外部資源的大量输入和内生发展力量二者共同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化”会给农村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让农村社会走向什么样的发展境地呢?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农民的生存境况和小农经济的发展遭遇。因此，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应当放于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框架和城乡关系中来进行综合考察。本文以黔东南T县的县域农业产业化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地方政府推动的休闲园区建设、东西协作中的产业帮扶代表外援力量，以本地苗族刺绣业的发展作为内生发展力量，粗略地探索和分析内外两种力量是如何共同形塑了如今T县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

　　(一)文献回顾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小农经济一直被视为改造的对象，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可以说建成现代性的“产业化”农业即是传统农业改造的目标。当前，农村产业发展已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推手，这其中小农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遭遇，农村产业化发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困局，尤其是产业扶贫项目为何难以“落地开花”，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和视角。

　　1.小农“安全第一”的生存理性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学”经典关注的焦点是市场资本和商品力量不断加大对乡村的渗透，小农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主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生存是其行为准则的中心，该如何顺应和完成这一转变?中国当下也正经历着这一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农民问题解决得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农业社会的研究，认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包含着一个独特的因素，即“生存理性”与“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这一伦理根植于农村社会的经济实践之中。因为农业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更是消费单位，处于首要地位的是满足消费的功能以实现生存的目的。因此小农基于高风险性和高脆弱性的小农生产，会在生产行动选择的过程优先考虑“安全第一”的生产安排，以能够保障最低生活要求[5]。也由此形成了小农特有的生产性质，即生产水平低、自给自足、低度消费和分散性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特性往往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需要加以“改造”的。农村产业扶贫项目即是通过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同时建立风险化解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从而提高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接能力，进而实现市场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但是这种改造却又往往容易使农村、农业卷入另一种风险之中，即产生了小农如何对接大市场的困局。

　　2.“小农如何对接大市场”的发展困境

　　与农民生存伦理的处境相伴，国家对“小农改造”重视也直接促进了农村产业化的发展，重点以产业扶贫的方式摆脱“小农”自身的局限，使之逐渐成为市场经营的独立主体。在实践的过程中，诸多研究指出，农业产业因其地域的分散性和抵御自然风险的脆弱性，在面对市场的竞争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加上农民对市场信息获取的能力有限，共同构成他们在市场化处境中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困境[6]。但是，帮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产业扶贫政策，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乃至遭遇失败并产生了“小农境地”，国家面临“改造农民”和“驾驭市场”的双重困境。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小农自身的经济利益受损，国家的农产品供给和价格稳定、粮食安全等全局性问题也受到影响[7]。因此，小农与国家都面临着相应的困境。黄宗智认为小农户、大市场同商业资本的交易是不平等的交易，具体分析了交易中“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其实主要不是科斯所看到的获取信息，达成、拟订和执行契约的成本，而是因为不对等权力关系而受人摆布所导致的高成本” [8]。所谓的龙头企业，大多数并不是介入生产过程，而是与农户签订单，其后负责收购、加工和销售。即使是介入生产过程的企业，其生产的优势依然是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能真正带动农户走进市场。而且“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不仅不能充分带动农户的发展，而且会在市场交换中进一步掠夺农户的劳动剩余，将农民置于发展的附属地位，从而成就企业的资本积累”[9]。如此看来，小农能不能与大市场对接，关键在于市场与资本能否平等交易。如果小农不能真正对接大市场，所谓系列农业治理政策也就走了不多远，所谓的大市场也成不了气候，最终受损的还是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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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农村产业化的发展困局及其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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