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我国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财政税收发布时间:2021-01-31浏览:

  摘要:通过财政分权提升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是促进我国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以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政府创新意识作为中介变量,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我国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测算数据使用改进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看,我国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总体偏低,地区差异明显,政府创新意识会在财政分权影响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时起部分中介效应;从分地区看,政府创新意识在财政分权对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所起的中介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起部分中介效应,中西部起完全中介效应,这是因为地方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与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创新意识的增强紧密相关。

  关键词: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中介效应

财政论文发表

  一、引言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加大科技资源的投入,科技资源正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从一般公共资源配置的竞争上升为科技资源配置的竞争。为提高我国科技水平,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强化我国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科研、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对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新时代这些要求的实现内在地决定了高质量发展必须是效率和质量导向,体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金碚,2018)。同样,推动我国基础科研由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的发展方式,是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实质。也就是说,基础科研的高质量发展包括质量和效率两个层面的提升,而效率的提升涉及基础科研创新资源配置、创新机制等多个方面,其中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是重要方面。基础科研资源是科技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不仅是一个国家基础科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凯华等,2017),还是促进国家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Castellacci和Natera,2013)。因此,探寻提高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对于促进中国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如何在财政分权背景下,通过提高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我国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基础科研作为一种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政府应为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创造制度环境(郭晶,2002),而财政分权制度以提升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理论出发点(Tiebout,1956),对于我国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基于财政收入来源进行源头分配,发挥了中国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效用。Tiebout(1956)从理论层面上论证了财政分权制度下政府行为能对公共资源效率配置产生影响。Oates(1972)认为地方政府对地方信息掌握的程度较高,能通过明确地方创新主体提高分配的科学性,从而达到对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可见,目前不少研究已经证明了财政分权有利于改善公共物品尤其是经济性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效率(张军等,2007),但对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尚无定论。按影响结果划分,不同地区政府对地区应实施得政策也不同(邓悦,2014),许树华和顾丽姝(2013)认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能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傅勇(2010)则持相反观念,认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会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削弱作用。虽然研究结论尚未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财政分权会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只是其中存在需要我们亟待发现的影响机制或路径,这对于揭示我国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从理论上看,首次利用中国内地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改进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试图从政府创新意识视角探究全国和分地区维度的财政分权与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关系,从而为弥补现有研究中缺乏财政分权与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容提供补充。从现实看,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在财政分权背景下,通过提高创新意识而提高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完善我国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综述与本问题相关的已有研究;第三部分运用超效率-DEA的方法测算2009-2017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的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数据,并对当前我国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现状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基于第二部分的研究假设和第三部分测算的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数据,选取政府创新意识作为中介变量,运用改进的中介效应模型,就全国和分地区维度的财政分权对我国基础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并对各省市提升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基础科研资源相关研究概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基础科研被视为由科学家个人兴趣和好奇心所推动而开展的研究活动。因此,应由“看不见的手”来进行基础科研资源的配置。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随著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其社会功能日益增强,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依据。而随着科学研究范围的增强,科学研究出现复杂性、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强的特点,需要政府发挥“调控”作用,进行基础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根据国内外现有研究,可将对基础科研资源的考察分为基础科研投入和产出绩效、影响基础科研经费的因素两个方面:(1)基础科研投入和产出绩效:Nelson(1959)认为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投资是一种对“公共物品”的投资,最直接的成果产出是新的知识,这种新的知识可以被社会成员无成本地使用,从而推动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并且在某学科领域出现新知识后还可以继续进行该领域的探索,带动学科发展。也有学者(Griliches,1957;Mansfield,1995;Scherer,1982)指出在进行基础科研活动的过程中会产生溢出效应,产生新知识、新信息,所以应该将溢出效应也纳入基础科研产出进行考量。(2)影响科研经费的因素:蒋岳祥等(1998)认为在综合性大学里,决定基础科研经费获得量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校具有高级职称人数和以往获得科研经费的记录。张光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所获得的自然科学基础科研经费的多少受院校的杰出人才规模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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