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推动地区绿色发展思考

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城市规划发布时间:2021-02-07浏览:

  [提要]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本文建立符合当下社会情况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且通过建立门限回归模型,研究城镇化水平对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中东部省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城镇化作为城市发展中水平极为重要的衡量参数,对于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点。总的来说,城镇化水平对于绿色发展指数的影响系数呈现U型曲线的特征,印证了我国城镇化进程质量不高的事实,人口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城市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关键词: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城镇化;门限回归

城镇规划论文

  一、绪论

  长江经济带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经济区域,发展的速度是关键,发展的质量也是关键。在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当下,如何更高效率地推动经济增长,建设环境生态友好型的社会是一个重要课题。不能仅仅依靠GDP增长来考察地区经济发展,而是建立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测评体系,才能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及质量进行全方面的评价。也可以进一步探究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因素,从而指导长江经济带的科学发展,为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示范作用。

  绿色发展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热点。黄跃、李琳(2017)对中国各大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采用投影寻踪模型建立了综合评价体系,发现我国的城市群绿色发展呈现一定的地域与时空特征,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最高。李华旭、孔凡斌、陈胜东(2017)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定与评价,发现绿色发展水平受到教育、科技、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而经济增长因素反而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张欢、罗畅等人(2016)对湖北省各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发现湖北省的绿色发展存在空间联系,武汉等城市给周边其他城市带来了辐射作用,还明确提出建立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体系的权重应该服从客观要求。吴传清、陈文艳(2016)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一种U型关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水平也会给环境质量造成负面的影响。

  绿色发展水平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其影响机制是复杂的。杨丽、孙之淳(2015)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测定与考察发现,简单的人口聚集和住房堆砌反而会使得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相协调。罗腾飞(2016)对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水平进行考察发现,城镇化粗放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造成大量土地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并且省市间的城镇化水平发展极不协调。商亮(2017)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在全球视野下分析了中国的绿色发展问题,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几乎呈同步增长的态势,对外贸易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总体量的增长使得污染量整体扩大;另一方面規模效应又使得单位污染排放缩小。吴传清、陈文艳(2016)发现技术水平可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技术水平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使得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增加。

  本文在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分析各省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研究各因素对其的影响效果。根据之前阶段的研究,提出地区的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教育对绿色发展水平产生影响的假设,并且重点研究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化水平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罗腾飞(2016)的研究并没有得出城镇化的显著影响系数,而王兵、唐文狮等人(2014)基于中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可能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刘欢(2017)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研究发现,绿色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研究都说明城镇化对于绿色发展的影响是单向的,并且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

  本文建立在一个开放的视角下,研究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长江经济带由西部发源绵延至东部长江入海口,本文推测,巨大的地理差异带来的开放程度差异可能导致城镇化水平给绿色发展造成的影响存在分异。城镇化带来不同影响实际上是受到两种力量的博弈。城镇化一方面能够给绿色发展创造聚集与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排放压力,确定城镇化的具体影响是本文的重要任务。而为了研究开放程度差异给城镇化带来的影响,本文把开放程度作为门槛变量,同时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二、变量说明

  (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本文遵循科学的指标构建方法,对指标进行层次分解,参考了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绿色发展指数计算方法》的相关指标将绿色发展指数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指标:第一个层次是绿色增长绿化度,发展是建立在增长之上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考察绿色指数的同时需要与增长情况进行结合包括绿色增长效率指标、创新能力、人类发展、社会公平与产业结构五个二级指标;第二个层次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主要考察资源禀赋及其使用效率状况,涵盖资源与生态保护指标和资源利用指标两个二级指标;第三个层次是政府政策支持度,政府作为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媒介,其作用也必须纳入到指标体系中,包括绿色投资指标和城镇建设与基础设施指标两个二级指标。

  (二)变量选择。本文的核心变量是城镇化水平与省市开放水平。其中,开放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在不同开放水平下城镇化水平对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

  城镇化水平本文通过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获得。开放水平本文通过外贸依存度来刻画,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值表示,其中由于进出口总额单位是美元,所以根据海关总署使用汇率对各期数据进行调整。本文的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为:城镇化水平(urb)、对外开放度(open)、科学技术水平(tech)、经济发展水平(cons)、产业结构(indus)和教育水平(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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