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外部性对出口结构和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

　　摘要 出口贸易在促进技术和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引入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出口优势和贸易政策设计需要新的定义和依据。为此，首先结合理论机制，利用市场供需和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等框架从环境排放输入国的角度分析环境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和政策倾斜的影响，并探讨具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现实特征。其次，使用1997—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和环境污染两方面测算高耗能产业出口的隐含社会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会刺激高耗能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阻碍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金融危机后高耗能产业出口对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及劳动岗位创造的带动作用持续减弱，而隐含成本却不断增加，造成了约3%的福利损失。若将这部分成本内部化于比较优势衡量体系中，高耗能产业出口的净经济效益将明显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同时，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也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力度，导致政策设计中“明降暗补”现象的出现。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较低的环境标准会导致对环境损失的低估，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精准制定。基于主要结论，在优化出口结构和设计贸易政策时，通过调整环境税和碳市场的方式提高环境成本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与社会效率的偏离;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控并针对不同产业特点实施过渡性政策有助于向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结构转型;重建贸易优势判断标准能够引导“污染天堂”的关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于经济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选择之一。

　　关键词 环境外部性;出口结构;贸易政策选择;高耗能产业;成本收益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但这背后伴随的是严重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了平衡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关系，许多研究从供给侧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电力改革实现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等角度入手，试图为这一问题提供解答[1-2]。但需求侧产业结构变动和政策选择带来的效果往往被忽视[3]。

　　众多驱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因素中，贸易在经济和环境两个维度都具有深刻意义。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减少贸易限制，以产品出口吸纳就业、创造企业利润并贡献税收，最终促进GDP的持续快速增长。为快速实现资金和技术的初始积累，贸易政策逐渐向生产能源产品、金属制品、纺织及化工等高耗能产品倾斜，形成以高耗能产业为主的比较优势。然而，对外贸易不仅是商品流动，同时也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狭义生产要素以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广义生产要素。对于一个经济体，国际贸易使经济和能源、环境的部分“脱钩”成为可能。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将生产活动“外包”到其他国家减少本国的能耗和污染，而接受“外包”生产活动并出口产品的国家将会承担相应的压力[4-5]。那么，在经济发展新阶段，环境成本对产业出口利润的影响有多大? “污染天堂”该如何关闭?政府制定产业与贸易政策时需要考虑什么因素?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科学评估我国出口结构的可持续性，厘清环境外部性在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为系统地描述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污染天堂假说”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应运而生。该假说的主要观点是，环境规制的差异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会从环境标准高的经济体流向环境标准低的经济体，以降低污染的治理成本[6]。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污染光环假说”，认为环境标准的差异会促进FDI的流动，而FDI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会提高出口国的环境质量[7]。然而，“污染光环”和“污染天堂”两种机制是可以并存的，因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外包(將污染转移到出口国)和技术扩散(通过投资提升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清洁水平)活动经常是同时发生的。从规避污染责任向国内转移的视角出发，我国近年来关于“污染天堂”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林季红和刘莹

　　[8]发现环境规制是否会引起我国污染排放的增加取决于对环境规制性质的界定。杨子晖和田磊[9]通过面板协整分析表明对我国不同地区而言，贸易越开放，当地环境恶化的压力越大。

　　对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污染天堂”的识别本质上是对出口贸易中隐含污染排放转移量的测算[10-11]。隐含排放是指产品的生产或者服务提供过程中所引起的直接和间接排放(例如环境污染物或温室气体排放)。狭义的污染物并不包含温室气体，但由于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环境污染物排放一样可能造成显著的环境影响，因此在很多研究中将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环境污染物排放并列看待。Lin等[12]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发现2005年中国基于生产的碳排放超过了基于消费的碳排放，即在当前的气候政策和国际贸易规则下发生了碳泄漏，其中发电等耗能较大的部门的贡献率超过35%。王奇等[13]和Liang等[14]分别以SO2和大气汞为研究对象，得出了“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承担部分责任”的结论。

　　综上，发展中国家在获得贸易收益的同时转入了大量污染排放已成为共识。然而，我国以高耗能产业为代表的比较优势为何仍未消失?国内政策对于此类污染排放较为严重的产业的支持为何仍在持续?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即公众和政府并不明确这些转移进来的污染排放会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已有的文献大多关注的是某种污染物的转移足迹及转移数量，或从国际视角强调贸易中外部性的存在和排放责任的承担主体。然而，在缺乏收益侧的对比时，这些结果并不足以证明排放物转移对产业出口优势的影响。与此同时，对于政策制定者，理解环境外部性影响一国经济结构和政策设计的背后逻辑对政策导向和长期措施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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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环境外部性对出口结构和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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