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与防范路径

　　作者：于洋

　　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再次表明，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金融体系的关联性、复杂性以及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为会加剧系统性风险的发展演变，一旦诱发系统性风险将会对金融安全、金融稳定乃至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2017年4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2018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2019年5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防范化解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这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看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已成为我国金融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我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关联性不断增强，内生脆弱性和负外部性日益显著，特别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受损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内外部风险叠加共振、深度交织，比以往更具复杂性、传染性和隐蔽性，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构成巨大挑战。

　　(一)宏观杠杆率結构性矛盾突出

　　高杠杆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源，也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核心要素。当外需萎缩与内需不振时，高杠杆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会加速债务扩张，加剧金融风险积聚。表1给出了2019年第三季度我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对比。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51.1%，除德国外，均低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75.9%。从经济部门来看，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9.2%，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111.2%，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55.6%，在主要经济体中高居首位，比发达经济体高出了62.9个百分点。纵向来看，从2009—2019年的10年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了104.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结构性去杠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宏观杠杆率仍然保持高位运行，各部门杠杆率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杠杆率风险较大。

　　(二)影子银行体系风险快速积聚

　　影子银行体系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延长了社会融资链，但由于不透明、不规范的会计操作，导致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银行流动性需求的不稳定性，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构成挑战。数据显示，2017年底，我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达14.4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59.9万亿美元，欧元区为49.8万亿美元。如果仅从资产规模来看，我国影子银行整体水平并不高。但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在其形成背景、运行机制和潜在风险等方面与发达经济体有着根本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是基于市场需求而诞生的，与银行体系平行运作，其主要功能是转移信贷资金。而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是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及其监管约束形成的，除了转移信贷资金外，还具有创造信用货币、隐藏银行信用风险功能。从发展速度来看，自2007年到2017年我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增长了19.7倍，呈现过快增长趋势，加之这些风险一定程度上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一旦爆发将严重冲击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速扩张

　　地方政府债务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但加速扩张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将会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甚至会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在预算软约束和财政分权及晋升压力的推动下，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土地抵押融资、影子银行体系、滥用PPP模式等多种举措，绕开监管、借道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迅速扩张。因其本身具有隐蔽性强，透明度差的特点，致使各界对隐性债务仍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其规模判定也不尽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和发展实验室认为2017年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为30万亿元，同期清华大学财税研究所则认为该数据高达47万亿元。标普认为我国2018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30万亿—40万亿元之间，同期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则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约为40万亿元。此外还有多位学者对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了测算，大多位于30万亿—50万亿元区间范围。综合多方面测算结果来看，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约为显性债务2倍，蕴藏的金融风险较高，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调控难度和管控效能，还增加了诱发系统性风险可能性。

　　(四)外部风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我国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更加严峻复杂。首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来看，2019年全球经济虽然保持了增长态势，但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相对乏力，政府债务居高不下，包括美联储、欧元区和日本在内的银行基准利率已到达或接近零利率下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变小。加之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冲击，投资者情绪较为悲观，全球经济走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次，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致使全球贸易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中美贸易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仍在不断加大，并有向经济、科技甚至社会领域蔓延态势，这些问题深度交织，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冲击。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外汇储备下降，加剧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进而诱发系统性风险。最后，出于地缘政治考量，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中美间的竞争和博弈也从幕后走到台前。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势必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拖延其现代化进程，以防止我国挑战其霸权地位。显然这不符合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因此中美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将会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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