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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念利;廖宁;龙海泉;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
摘要：人工智能在贸易中的应用滋生了诸多风险，以技术体系为界，可分为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两类。为了应对上述风险，在区域贸易协定和数字经贸协定中内嵌人工智能规则成为常态，即“贸易面向型”人工智能规则。其中，“技术向善引导型规则”“数字市场竞争规则”“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技术非强制性转让规则”为技术性风险应对规则；“技术壁垒剔除型规则”和“技术合作鼓励型规则”为制度性风险应对规则。尽管六类规则在风险应对上各有侧重且彼此支撑，但在规则设计和具体实施上均面临严峻挑战。技术性风险应对规则存在“约束力”和“创新性”的不足；制度性风险应对规则在实践中也被有意无视或事实失效；规则发展受到主导国话语权不足的阻碍。基于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各主要经济体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未来“贸易面向型”人工智能规则发展将会呈现“双轨并行”“内容升级”和“议题拓展”三大趋向，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作为数字贸易大国，中国也应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国内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创新，主动融入“贸易面向型”人工智能规则体系。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规则;;区域贸易协定;;数字经贸协定;;技术性风险;;制度性风险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GJ09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79001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CXTD14-0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智库科研团队专项经费（2023TD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