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债务通缩趋势

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金融发布时间:2021-08-17浏览:

  摘 要:金融资本积累具有从生产性积累向寄生性积累偏移的内在趋势,这表现为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金融创新从方便资本动员向金融赌博和金融欺诈方向偏移,金融资本的投资重心从制造业日益向寻租性的地产金融偏移,消费信用制度的设计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向建立新型高利贷体系的目标偏移。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一方面,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过度信用投放导致了经济体的债务膨胀;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带来的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成本高企等因素导致了产业萎缩。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债务通缩趋势,正是这一趋势把金融资本主义引向了大萧条。金融寡头集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危机救助政策没有消除危机,只是使危机向国家财政危机、公共信用危机、福利体系危机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转化。

  关键词: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债务通缩;大萧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金融论文发表

  作者:宋朝龙

  欧文·费雪在1932年的《繁荣与萧条》中首次提出“债务通缩危机”理论,用以解释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债务通缩危机”指的是债务膨胀与通货紧缩这两个因素不断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危机。从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机制中提炼出债务通缩危机这一概念,是欧文·费雪的一大贡献,但是他仅仅从流通领域而没有深入到金融资本所支配的生产关系中来阐释债务通缩危机的深刻根源,这是费雪的理论缺点,而这一缺点应该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来加以克服。本文对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危机”概念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了解释,从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支配的生产关系出发探析“债务通缩危机”的内涵和成因。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债务膨胀与产业萎缩,在一定的临界点上,二者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通缩趋势;正如利润率下降趋势是产业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一样,债务通缩趋势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内在趋势。金融寡头集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降息、减税、量化宽松等危机救助政策并不能解决危机,因为这些政策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最终又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

  一、金融资本从生产性积累向寄生性积累的偏移

  金融资本积累有生产性积累和寄生性积累两种方式。所谓生产性积累,即金融资本通过推动技术革命和劳动社会化水平进行积累;寄生性积累,即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地产寻租、金融投机等途径以向社会征收贡赋的方式进行积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方式镶嵌在生产性积累之中。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能力越大,寄生性积累的能力也越大。生产性积累不断向寄生性积累偏移,是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这表现为: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金融创新的目的从方便资本动员向金融赌博和金融欺诈方向偏移,金融资本的投资重心从制造业日益向寻租性的地产金融偏移,消费信用制度的目的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向建立新型高利贷体系的目标偏移。

  (一)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

  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出来的大货币垄断资本。为了保持自身对超额利润的垄断以及将超额利润资本化的能力,金融资本不得不致力于提升技术革新、流通、革命和管理水平。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往往以新技术的发明运用为开端,率先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信用制度及股份制度较为发达的社会,通过银行的创业活动,企业的超额利润被资本化为巨额的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利润”[1]。在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爆发之前的几年内,“新企业的融资越来越多地采取股票而非债券的形式”[2]76,股份融资开始大规模地代替债券融资,股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创业利润成为金融资本的一种普遍的、典型的积累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活动、股票已司空见惯。创业利润兼具生产性积累和寄生性积累两种属性:一方面,它是对率先发明、采用新技术企业的“奖励”;另一方面,创业利润中所包含的“奖励”又是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夺,是金融资本寄生于社会生产机体上的表现。在繁荣阶段的初期①,创业利润的生产性属性较强,随着时间推移,创业利润的寄生性属性则越来越强。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创业利润,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投行及其下属机构极力促进股市繁荣,创业利润的获取从以技术革新为主变为以提高证券化水平、推高证券价格为主。为了阻碍流入股市的资金流出,金融资本推动了资本利得税的产生。有时金融资本甚至会促进利息率下调以制造股市繁荣。在金融资本对股票购买的大力鼓吹与煽动下,原先并不了解股票投资的大众纷纷进入股市成为证券持有者。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诸如资产证券化模式一类的金融创新得到了广泛运用。这些金融創新技术在一定阶段推高了证券价格,使得金融资本对创业利润的获取更加依赖资本市场的刺激,创业利润更加具有寄生的性质。

  (二)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

  随着信用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几乎所有的信用都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集中起来的信用成为金融资本积累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5]541在繁荣阶段的初期,金融资本积极为再生产过程提供信用支持,“债务增长被用来支撑那些可使收入快速增长的经济活动。”[3]13在产业上升的繁荣时期,金融资本所提供的信用促进了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加快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也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繁荣时期的推移,金融资本越来越多地将信用运用到投机场所。在美国1929年大萧条前的繁荣时期,股市成为了最典型的投机场所,“融资买进”成为了股票购买的普遍方式。在1929年,商业银行为股票经纪人所提供的贷款达到95亿美元[2]88,很多信托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其依靠借入资金进行运营[2]77,而这些资金的来源同样也依赖于金融资本所提供的信用支持。基于大众可用于股票购买的自有资金有限,金融资本又为大众提供了大量的股票投资信用。21世纪以后,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技术在繁荣时期得到了大规模运用。2000—2008年,美国的信用违约互换数额从0.9万亿美元急剧上升至45万亿美元[4]118。这些金融技术的运用催生了金融市场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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