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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静;
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推进证据制度建设成为当前《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所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在司法推动主义的演进逻辑下，刑事证据规则整体存在“代行立法”与“司法博弈”特征，并由此形成规则重复冲突与过分重视证明力规则等特定结果。同时，随着案件专门性问题与国际司法协助请求的日益增多，刑事证据制度出现了“专门性证据”与“涉外证据”两个方向的规则演化，并具有自身的特征与挑战。对此，应从宏观与微观两种建构性进路来完善。在宏观层面，应整合证据规则，通过采用“法典+解释”的形式，构建贯穿刑事诉讼全流程的证据规则。在微观层面，对于专门性证据问题应增设专门性证据种类，将专门性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等具有专门知识要求的证据纳入其中；对于涉外证据应注重证据能力审查，按照“涉外取证依据被请求国法律，证据评价依据请求国法律”的原则，具体区分评价委托取得的证据、联合或单独取得的证据和委托移交已取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
关键词：专门性证据;;证据规则;;司法协助;;证据能力
基金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3批面上资助项目“大数据司法鉴定体系建构的中国路径”(2023M73189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进展与成效研究”(23ZDA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