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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楷悦;
单位：《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四川大学近代法文化研究所;
摘要：在法律近代化背景下，身份与性别的冲突在妾的相关问题上最为显扬。立法者试图通过塑造“大同小异”——即二者法律人格平等，只在家庭场域区分权利义务的差序格局来回应妻、妾权利应有差别、地位无尊卑之分的实际需求，而在纳妾是否为重婚这一最为关键的问题上，立法最终采用了“是否举行仪式”这一标准，以因应性别与身份、文明与惯习的圆融设想。但在基层司法中，这一标准并未被严格适用，裁判者似乎无分妻妾，并不在意法律适用的准确性，这与档案显示的社会民众的妻妾观念也不相符。裁判者自由裁量的原因是司法在应对家庭案件时保持谦抑的传统。纳妾与重婚的界定问题不仅展示了法律近代化过程中身份、性别、家庭等因素如何织缠，也显现了近代以来基层司法观念与方法的连续性。
关键词：妻妾;;重婚罪;;家庭案件;;基层司法;;女性权利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国时期女性家庭权利的法律实践研究”(22FXB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