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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中义;
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家文化名人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向“文化昆仑”致敬的方式有两种：“高山仰止”与“高山仰之”。后种方式拟比前种方式更具学术价值，因为它不满足对先贤作精神仰望，而意在测绘其在学术史的真实高度及限度。于是，《谈艺录》作为钱锺书所著“古典诗学今释”的第一部经典，在评议《静庵诗稿》时，为何会生“浅谈”之嫌?也就成了学界迟早会探询或证伪的学案。结论有二：一是就钱锺书的人生经验储备而言，他在1939年始撰《谈艺录》时29岁，对王国维在1902—1904年经历的青春期心灵阵痛及其哲学超越不无隔膜，他对《静庵诗稿》之解读，无力沉潜于“存在论”深层，而仅流连于“知识论”表层，故难免头痛搔脚之讥。二是就钱锺书的诗学方法而言，尽管其由“古典文献”“诗性风格”“平行打通”三维合成的总体思辨原则能覆盖《诗经》以降的历代诗案，堪称“自圆”,但若无条件地落到《静庵诗稿》这部真正“以西哲入诗”的第一诗案头上，难免有“自蔽”之虞。因为说到底，学案研究框架里的“‘方法—对象’之守衡”从来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方法—对象’非守衡”倒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关键词：《谈艺录》;;浅谈;;《静庵诗稿》;;知识论;;存在论;;方法论自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