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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海斌;
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唐才常在日本晤会康、梁,并经毕永年渠道结识孙中山,遂而依违“保皇”与“革命”之间,事在戊戌(1898)东渡之际。唐才常自日本回国后,其行动方向,主要还是受到康、梁影响。己亥年(1899)夏秋间,“红叶馆饯别”必无唐才常,唐也不可能有“再次东渡”之行,即否证孙、唐订立所谓“殊途同归之约”的可能性。目前所存保皇会文献,可证1898年末日本之行后,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而所谓二次东渡与孙中山“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事”、并接奉指示回国“发动义举”云云,恐无其事,只是基于革命派立场的冯自由等人所作革命史叙事的发挥。新见西泠印社2022年拍品“唐才常、林圭致梁启超等有关戊戌政变及筹备自立军的重要信札二通”,均作于戊戌政变与庚子自立军之役之间,所载信息对维新派人士当时“寻求新出路”的努力和挫折有相当纪实且生动的反映,可补既有认识之不足。
关键词：唐才常;;林圭;;二次赴日;;红叶馆饯别;;辛亥革命史
基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全球性与本土性的互动:近代中国与世界”(22JJD7700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晚清外交文书研究”(23&ZD24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