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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凤才;彭海龙;
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公民不服从”守护的是共同生活的底线,而非某种积极向往,因而是否定的。它不是法律体系的局部性要素,而是法律体系否定地自我指涉的悖论性结构;它与多数原则之间的张力并非源于政治决策形式上的逻辑矛盾,而是源于不同生活形式的实质对抗。法律体系与政治系统的自我革新无法消解公民不服从带来的疑难,二者共谋的权力内在循环机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产生于社会交往,对交往权力的捍卫是哈贝马斯化解合法性危机、消解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关键。这一关注社会整体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思想突破了实证科学范式的限制,推进了公民不服从问题的研究深度,但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暗含的无政府主义要素仍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无主体的匿名交往则将使其丧失社会斗争维度。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民不服从;;合法律性;;合法性危机;;交往权力
基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辩证法的新阐释”(22JJD710004);; 复旦大学一流培优行为支持专项课题“中国当代哲学话语自主创新语境中《否定辩证法》的新阐释”(IDH3155074/015);复旦大学文科博士生国际访学专项资助项目(HSS2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