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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白;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摘要：一代又一代文学史家在对沈从文的价值判断中形构出三种审美场域。他们曾以“反映论+阶级论”作为绝对标准，使沈从文背负数十年“空虚浮乏”的文学史镜像和“阶级成分”的划定“原罪”;也曾标举“文学性”作为主要审美原则，堪称沈从文是浓缩整个民族和数千年历史为心灵哀欢的“巨人”。在20世纪80—90年代思想解放与文学价值重估后，文学史家纷纷转向以复调、多元书写和全球化视角再造沈从文的文学史形象，稳定其在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上的客观地位。但由作家和文学史构筑的文学关系场，并非一条单向通道，作家与文学史不是简单的记录与陈述关系，而是一种形构与反形构的深层互动。沈从文在与文学史“对话”的显与隐中，不断调整反形构自塑的“书写策略”与“自我技术”,从而由小说创作转向旧体诗创作，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等新领域。这一职业转向，不仅折射出沈从文个人主义与集体良知的一体两面，也揭示了文学场中“象征资本”的迁移过程，同时显现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作家、文学与历史之深层互动关系。一方面，沈从文通过自传、散文、书信、诗歌等书写实践，持续思考并介入社会场域，“用人事写成的大书”完成反形构自塑；另一方面，沈从文通过以湘西为底本的物质文化研究著作，重塑“湘西—中国”诗心链，乃至将其熔铸成全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中华文明生命体，借此想象一种更加符合人类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场;;自我主义;;集体良知;;中华文明生命体
基金资助：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JD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