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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飚;麦迪·达来西;
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
摘要：编制是当代中国政府规模控制的关键制度安排。中国自周代即设立官员定额规范。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制制度的目标从单一的规模控制逐步拓展至优化职能配置、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进入新时代,编制制度进一步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地位,成为推动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重塑的重要制度抓手。中国语境下的编制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员额管理存在本质差异。编制不仅是一种规模控制的制度工具,更是一类关键的制度资源,并在个体层面体现为重要的制度性身份。当前,中国政府的编制管理面临层级间配置失衡、部门间流动受限以及编内外身份差异导致的激励扭曲等结构性困境,其根源在于编制配置缺乏有效的需求识别与动态调整机制。编制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国家属性。编制的概念化、理论化不仅是重要的中国公共管理知识创新,也为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关键支点。
关键词：编制;;员额;;政府规模;;国家治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政府驱动的治理范式变革研究”(7243400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讲好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故事”(2023JZDZ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