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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永乐;
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原生文明，中华文明具有“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传统。以全球南方为主要受众，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阐述，有必要通过跨文明比较的方法，深入阐述不同文明中战争的动力机制，以及战争在文明的意义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秦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与治乱交替格局和欧洲的列国并立相争格局大相径庭，从而塑造了精神内核差异极大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在治乱交替中，赋予和平以保持文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关键意义；而欧洲长期的、日常化的战争，成为治理技术、制度与方式的筛选器和推广机制，形成了丰富的“以战养战”的机制，同时也推动列强对外殖民，将其自身的区域性文明转化为掌握全球霸权的文明。这一历史经验带来的结果是，在西方文明的意义系统中，战争长期与“文明”“进步”等观念联系在一起。近代中国被迫进入一个列国并立相争的全球秩序。然而，基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和平性积淀，近代中国并没有走上日本式的模仿西方道路并寻求国际体系中列强俱乐部承认的道路，而是通过深刻的自我变革实现重新组织，捍卫和平，探索更为平等和公正的内外秩序。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实践，具有为全人类探索实现长久和平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和平性;;大一统;;国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
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4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