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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梓弦;
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我国刑法学的语境下，正当防卫应受社会伦理限制的主张并不存在确凿的规范依据，但仍不乏学者争相效仿德国，认为当被侵害人和不法侵害人隶属于同一紧密生活共同体时，前者的防卫权因其与后者存在保护保证人关系而应受额外制约。但在此情形下，率先实施不法侵害的保证人系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的双重违反者，忽略此点而反过来对防卫一方的保证人加以限制失之偏颇。与此同时，保证人义务无法被置换为无条件的容忍/牺牲义务，发生于家庭内的防卫态势也不意味着法确证利益的骤减。于此，仅当保证人对身居被保护人之位的不法侵害人的攻击方式、手段及强度具有特殊认知，且在明知有更为缓和的制止或退避方式即可消弭冲突，却刻意涉身风险并以凌厉的手段施以反击时，抑或立法者/司法者已针对部分家庭成员间的不法侵害做出了“预防必要性降低”的预判时，方可在一定程度上将之作为经验素材，而使裁判者对保证人防卫限度的把握更为严格。
关键词：保证人地位;;正当防卫;;防卫限度;;社会伦理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