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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韬;
单位：浙江大学;美国西北大学;
摘要：2023年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大幅抬高了醉驾的入罪门槛，同时为醉驾的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提供较为明确且统一的适用规则。在探索醉驾出罪路径的同时，应当重视因部分醉驾者未受到任何法律制裁形成的治理空白问题。醉驾行刑反向衔接具有消解醉驾刑事制裁实践困难、弥合治理断层、发挥行政治理手段独有优势的制度价值。当前，实践中开展醉驾行刑反向衔接的主要方式是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制发建议性文件，存在启动主体单一、适用对象有限、制裁手段匮乏等现实障碍，而在醉驾治理中卓有成效的公益服务模式，却面临着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对此，不仅要从理论层面回应“一事不二罚”原则引发的质疑，还需明确醉驾行刑反向衔接的启动主体，厘清行刑反向衔接的适用对象，重新定位公益服务，丰富行政措施；同时，也应推动行刑反向衔接的机制优化，实现由“治罪”向“治理”的嬗变，避免醉驾行为的规制倒退至醉驾入刑前的行政制裁时代。
关键词：醉驾;;行刑反向衔接;;法法衔接;;危险驾驶罪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醉驾入刑的司法认定与社会治理研究”（23FFXB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