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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琼雯;
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当前我国跨境刑事取证存在效率不高、获取证据可采性不足、合法性存疑以及面临规范冲突的问题。数字时代电子数据的弱地域性直接促使跨境刑事取证模式的转型，这为我国构建跨境刑事取证方案提供了契机与条件。在流转程序的区分语境下，跨境刑事证据取证主要有令状式证据收集、派员调查取证、联合调查组和多边组织协助四种模式。其中，令状式证据收集基于请求方签发令状而实现，令状的执行需要各法域高度配合；派员调查取证是请求国向被请求国发出司法协助请求获准后派出人员到被请求国参与调查取证，有助于提升取证效率；联合调查组是指数个具有特定案件管辖权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组成的调查小组在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组成调查组的国家）进行取证，从而强化跨域犯罪证据的可采性；多边组织协助可以协调和促进各成员国的司法合作，从而有效消除法律冲突以及获取证据。对此，我国应尝试将令状式调查取证模式适用于电子数据取证流转，引入相互承认原则以及最小权利标准，推进电子数据高效调查与流转，拓宽跨境电子取证的对象范围；以互惠为前提，参照请求国准据法，细化派员调查取证机制，通过联合调查组协调解决跨国法律冲突问题；推动制定我国与多边国家的电子取证议案，进一步发挥多边组织提升跨境证据取证效率的作用，进而形成跨境刑事取证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跨境刑事取证;;刑事司法协助;;电子证据;;涉外法治
基金资助：最高人民检察院应用检察理论研究课题“跨境电诈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跨境刑事证据审查认定为视角”（20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