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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房慧颖;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摘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与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污染环境罪条文历经两次立法修正，刑法对其规制实现了从“事后惩罚”向“事前预防”的前置化转型。在立法层面，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保护的生态法益，潜藏着立法批判机能削弱的风险。应锚准生态法益的合理定位，从相当因果关系的角度把握生态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的实质关联性，以避免生态法益刑法保护的虚化。在司法层面，污染环境罪条文罪刑规范的抽象化，降低了刑法适用的精确性与可预期性，容易滋生司法恣意的风险。应发挥行政规范的过滤功能，严格遵循“违反国家规定”要件所确立的双重违法性评价流程，以防止司法恣意扩张。在刑罚适用方面，惩治力度的趋重化与环境治理的实际需求相偏离，削弱了刑罚手段的治理效能，容易引发刑罚配置与预防效果相脱节的风险。应健全“市场—技术—社会”多元治理的协同机制，以完善前端预防体系，整体提升环境治理效能。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生态法益;;刑法规制前置化;;多元治理;;刑行衔接
基金资助：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预防性刑事立法及其限度研究”（2022EFX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