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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振杰;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的使用可对刑事犯罪的规模、速度和范围产生巨大影响”与“需要加强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的认识下，《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刑事定罪条款体现出了明显的预防性、灵活性、客观性、延展性与主权性特征。我国《刑法》虽然涵盖了公约刑事定罪条款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在持有儿童性虐待或儿童性剥削材料等持有型犯罪、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等方面还存在衔接的必要。应对公约刑事定罪条款，对于强制性规定，应坚持司法路径为主、立法路径为辅的原则，在司法解释无法解决问题之时才适当修改《刑法》以扩大处罚范围；对于任择性要求和措施，可以从前瞻性立法的角度，参考公约规定对《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论理与体系解释。适应人工智能、元宇宙技术的发展，应将伤害解释为包括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将传播描绘儿童性行为物品的行为规定为从重情节，在认识错误场合根据主观认识对其支配下的客观行为进行定性。
关键词：网络犯罪;;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虚拟财产;;洗钱罪;;网络涉儿童性犯罪
基金资助：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课题“大陆法系国家案例编纂模式与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020SFAL022)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