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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为军;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
摘要：文物安全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物犯罪是最严重的文物安全人为风险。当前的文物犯罪在承继传统作案手段的同时，也与其他犯罪一样，整体上朝向高科技化、智能化、网络化等方向发展。虽然我国文物犯罪案件立案数占比不高，但鉴于文物本身的不可替代、不可再生性以及其对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对文物犯罪的极限施压将是一项长期稳定的侦查策略。从实践来看，文物犯罪案件的打击呈现出案件类型和作案人身份等方面的失衡现象，这表明文物犯罪侦查工作已经迈入深水区。在此背景下，坚持侦查的治理面向，以文物安全为优先目标，实现文物犯罪侦查格局的整体性再造，有其现实性和紧迫性。为使侦查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全维度文物犯罪治理，有必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完善侦查制度，优化刑事实体法设计，明示涉案文物不适用善意取得，细化超追诉期限文物犯罪的涉案文物追缴程序，制定更稳定和覆盖面更广的文物犯罪案件行刑衔接机制和公众参与制度，并建设基于个案侦查乃至全诉讼过程的文物本体保护体系。
关键词：文物安全;;文物犯罪;;侦查制度
基金资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双一流专项”（项目编号：2023SYL02）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