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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闻博;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摘要：张家山汉简M336《功令》对西汉早期依据功劳选任官吏有所规定。汉代《功令》是对“旁律”性质的《置吏律》的补充，不宜比附唐代《选举令》。汉《功令》与唐《选举令》性质地位有别，反映唐人对汉代法律体系已较陌生。与既往认识不同，汉代狱律、旁律、令、科品与唐代律、令、格、式在结构、分类和功能上具有较强对应性，分别属于刑罚类法律规定、行政制度法规、对前两类的补充、专项规章细则。汉唐法律体系变迁还呈现与汉唐诏书体系相近的发展线索。《功令》明确规定了中劳、中功的折算比为4∶1,功劳由“中功劳”“军功劳”构成综合性体系，并非仅是年资累积。《功令》中诸多原则可溯至秦，功劳文书存在上功劳、功将两类，阀阅簿、《编年记》墓主记录与上功劳文书存在关联，功将文书又是制作功次文书的主要参考。地方官吏以“史”为区分，形成两种迁转途径，均可由少吏升为长吏，令史一途的纵向流动更强。与荐举制、恩赐制不同，秦汉文官制度的特征是功绩制。《功令》所见超次迁升的机制创新，或可视作察举制度部分内容的先声。
关键词：《功令》;;汉唐法律体系;;功劳;;官吏选任;;功绩制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ZS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