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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苟东锋;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摘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重视情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伦理生活中的“重名主义”有关。从理论上澄清这个问题，需要溯源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名声观念。孔子对名声既有所看重，又严格省察。就前者而言，孔子认为人应当直面名的问题，这既表现了仁者的关切，又体现出智者的思虑。就后者而言，由于名实二分是一种现实的常态，由此可以理解孔子的怀疑精神；又因为实至名归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借此能领会儒家的慎独观念。孔子将务名与务实融为一体，却始终遭遇各种曲解，直至明末方以智才从理论上为之找到一种恰当表述——“名名之几，即生生之几”,生生之道应于名名之道中认取。从孔子的名声观念反思中国文化将会发现，中国伦理生活中的“重名主义”不仅体现在直面名声上，更在于对名声的理性省察和超越。这种文化特征不同于“罪感文化”,也有异于“耻感文化”。儒家文化形塑下的中国人，一方面在乎名声，个体的伦理行为会受到社会评价的约束，由此生“忧”;另一方面超越名声，强调回到个体生命的内在精神层面，因此近乎“乐”。前者不离人，后者不离天，这种贯通天人而忧乐圆融的伦理行为模式称之“通感文化”更合适些。
关键词：孔子;;名声;;重名主义;;名实关系
基金资助：华东师范大学202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A类）“名理儒学引论”（2023ECNU—JP010）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