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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乃忠;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摘要：我国《民法典》采直接继承的立法模式，造成对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清偿均是继承人以已归其所有的个人财产为之的逻辑悖论。若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小于债务，则已经开始的继承程序毫无意义，不仅浪费法律资源，还会造成继承人与遗产债权人的实践冲突。而为了弥补该制度的缺陷而发展出的限定继承，与该制度存在诸多冲突，并造成限定继承功能的虚化，消耗有限的立法资源。直接继承制度名义上遵循我国古代的继承传统，但以同居共财为特征的我国古代社会，所谓财产继承不过是家族财产管理人的更迭，古代的继承传统不能成为直接继承制度的法源基础。我国传统社会系家族式下团体主义的模式结构，即使需要法律借鉴也不应参照大陆法系个人主义下的继承制度，而应遵循同样作为承继日耳曼法团体主义的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把当前遗产在继承开始后便归继承人的直接继承制度更替为遗产在清偿债务后方归继承人所有的间接继承制度。这不仅能简化立法，更使各方利益各归其位。
关键词：直接继承;;间接继承;;限定继承;;继承传统
基金资助：重庆市社科规划科普项目“法治之光：用法律阐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项目编号：2025KP02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