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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瑞雪;
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摘要：信用修复并非行政机关实施声誉制裁的传统矫正机制与救济程序，而是伴随监管平台兴起而产生的新型制度工具。在监管平台发挥资格调控功能的背景下，信用修复以移除负面信息作为规制退出机制，对完善规制闭环、缓和规制强度、保护相对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信用修复制度在适用主体、修复条件、办理程序及部门协同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其进一步优化须回归资格调控退出机制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应认真对待监管平台的资格调控功能，更加明确地区分政务系统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管对处理行政相对人信息的不同法律要求；另一方面，应充分借鉴“免申即享”等实践经验，仅保留改正违法行为的核心修复条件，借助监管平台在信息归集阶段已建立的政务数据共享机制，推动信用修复向“依职权修复为主、依申请修复为辅”的模式转型，以此推进监管效能与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平衡。
关键词：社会信用体系;;信用监管;;资格调控;;监管平台;;信用修复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声誉制裁在行政法中的体系定位与法治完善研究”(21CFX066);; 司法部重点课题“信用监管制度创新的法治路径研究”(25SFB1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