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论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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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合理均衡的城镇化动力结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间的功能互补。不同城镇化动力的组合会构成不同的城镇化动力结构。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以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为主导，政治动力次之。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不同于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具有位序差异性，表现为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是城镇化发展主要动力，而经济动力则是次要动力。乡村振兴要发挥农村主体性作用，应优化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强化经济动力中农牧区特色产业，突出政治动力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多极化的藏区城镇化体系。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镇化动力;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位序差异性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关键解决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1]，提升农村在城乡社会连续统中的地位。城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加速器，连接着乡村和城市这两个端点。乡村振兴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同样也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凸显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当前，中国面临城乡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2018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958%，城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在中国经历了重视速度、规模的“旧式城镇化”到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关注城乡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文化心理等，因此更加需要厘清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即城镇化动力。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城镇化动力的类型及作用亦是不尽相同。藏区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等条件，其城镇化发展不同于其它地区，无论是发展路径还是发展动力上都有其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城镇化动力。城镇化动力作为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不同的城镇化动力决定着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本文基于对藏区城镇化的关注，将研究对象聚焦为藏区城镇化动力，以从中探寻出适合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城镇化动力。
关于藏区城镇化动力的研究文献，目前学界的研究较多阐述藏区城镇化的特征，分析藏区城镇化发展程度低的现状及其原因;同时，有学者利用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藏区城镇化进行研究;[2-3]此外，探讨藏区城镇化发展路径是较多学者感兴趣的内容。通过对藏区城镇化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藏区城镇化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些许不足，主要表现在藏区城镇化现状和发展滞后原因的研究较多，描述性研究占据大部分，此类研究注重呈现藏区城镇化的特殊性方面，而深入研究藏区城镇发展滞后原因和特殊性机制的研究较少;城镇化动力是城镇化的关键因素，但目前藏区城镇化研究少有论及藏区城镇化动力，更加缺少对城镇化动力系统的研究。本文吸收和借鉴现有研究成果，通过对现实个案案例的理论分析，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运用“理想类型”建构出城镇化动力结构，分析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并反思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阐释优化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合理发展方向，以期在该研究基础上对原有藏区城镇化研究做出补充。
本文选取四川省藏族G县城镇化作为个案，分析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由于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城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带动能力强，能够有效发挥农村主体性作用。G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雅砻江的上游，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县域面积约为7303平方公里，居住着藏族、汉族、彝族、壮族、土家族、羌族等13个民族。G县距离所在自治州首府约385公里，县域内文化资源丰富，是所在自治州北路重要的农业中心和经贸中心[4]。G县城镇化水平根据诺瑟姆提出城镇化“S”型曲线发展阶段理论，现处于快速发展阶段。G县早期城镇的兴起主要是由宗教文化和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推动。宗教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是甘孜寺，其建于公元13世纪，随后时间不断对其进行扩建，对早期甘孜城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5]。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是G县早期城镇发展的另一动力，由于G县位于康北交通要道，出关办货商人慢慢增多[6]，城镇商业日渐繁荣，成为当时的康北重镇，但随着时代变迁，城镇逐渐衰落。目前，当地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指引下，通过招商引资和城镇规划，不断发挥区位和文化特色优势，激活城镇发展动力，打造符合当地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二、理论框架：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概念体系，理想类型作为衡量现实的标准，审视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差距，并对这种差距作出因果解释[7]。理想类型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发现现象和问题，并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8]，实现经验和理论的互构。各种城镇化动力组合构成城镇化动力结构，不同城镇化动力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城镇化动力结构是一种“理想类型”的理论建构，作为分析工具用来研究具有差异性的城镇化动力。为更好的研究城镇化动力结构，将不同城镇化动力概括分析为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以此建构城镇化动力结构的“理想类型”。城镇化动力结构中经济动力是产业结构和工业化带来的推动力，政治动力是以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度调整带来的推动力，文化动力是挖掘文化资源带来的推动力。
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构成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是我国众多地区城镇化动力组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中，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政治动力对城镇化的作用逐步减少。换言之，經济动力和文化动力在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政治动力位于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之后。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所构成，但不同的是由于藏区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与其他地区相比，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具有位序差异性。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具体表现为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政治动力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动力，且政治动力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动力在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中是次要动力，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简言之，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导致藏区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与其他地区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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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摘 要：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地区的逆城镇化现象，是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的客观趋势。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以逆城镇化推进城市发展要素与乡村优势资源有机结合，是实现要素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途径。当前实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适应逆城镇化趋势的体制机制创新滞后，存在着城市要素进入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应以空间格局的调整带动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的调整，以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得益彰促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逆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一、逆城镇化是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首先在大城市地区出现的趋势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国外提出过描述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轨迹的S形曲线，提出了城市化进程在25%—30%和60%—70%时出现的两个拐点。但很少有人介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还有对城市化后续进程的进一步研究，在人口城市化率达到“天花板水平”以后，人口流动在各类地区和各类规模聚居点的走势，分析的结果是提出了分散化的概念。分散化或疏散化的概念，描述了进入较高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以后，人口城市化走势所出现的变局，即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化现象和大都市区向外的逆城市化现象。
有研究者认为，城市发展阶段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四个变化过程(Klaassen等[1](P288)，1981)，将“逆城市化”视为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就逆城市化阶段本身，国内外学者对其内涵界定存在诸多解释。国外学者对逆城市化内涵理解的演进大致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Berr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人口的分散过程。
Brian J. L. Berry[2](P17)(1976)根据Tisdale在1942年提出城市化概念的基础上推理而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将逆城市化看作是一个人口分散的过程，并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化历程的转折点已经来临，逆城市化已经取代城市化而成为塑造这个国家居住模式的主导力量。之后，1978年，Daniel Vining and Thomas Kontuly在《大都市地区人口分布的国际比较》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工业化国家一直延续着中心城人口的数量随着向边远地区和外围地区流动而逐渐下降的趋势。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Fielding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城市等级的转变，人口向中小城市或大都市区的边缘地带流动。
A. J. Fielding[3](P5)(1982)分析了1950—1980年西欧人口再分配情况，并以法国为例做出实证分析认为，逆城市化并不是城市人口减少的结果，而是指郊区地带以外的大都市区域的低密度扩张。Moreno[4](P79)(1987)对西班牙人口分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初期的逆城市化是以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为特征。Arroyo[5](P97)(2001)认为在大都市地区人口的重新分布是城市层次和等级的转变，并且是向更少的等级和多级关系转变。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Mitchell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
Cloke[6](P18)(1985)从农村的角度对逆城市化进行了解释，并认为逆城市化就是农村复兴。Champion and Watkins[7](P28)(1991)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逐渐从城市向乡村迁移，同时由于技术进步、通信改善及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加快等原因，导致乡村人口增加，有利于农业地区的发展。Mitchell[8](P17)(2004)认为逆城市化模式就是在大城市中克服传统的工业城市化及集中的模式，是与后工业化的城市发展和农村城市化有关。Feinerman[9](P1035)等(2011)基于以色列农村的数据发现，逆城市化的结果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规模达到最优水平，并且增加了农村居民人均福利水平。
我国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不同进展阶段出现过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截至20世纪末，主要是对国外关于逆城市化问题的转述。张善余[10](P62)(1987)通过研究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特点，提出逆城市化并非城市化发展的倒退，而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逆城市化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积极意义表现在改善了人口和生产分布的不平衡状况，缩小了城乡差别，促进了经济发展;负面意义表现在大城市人口出现萎缩，经济萧条，财政出现赤字等。周一星[11](P9)(1995)认为逆城镇化是指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甚至非都市区迁移的一种分散化过程。徐和平[12](P49)(1996)认为逆城市化就是城市的分散，这种分散型城市使长期困扰城市的社会、经济问题趋于消失，使城市经济、文化等向郊区及遥远的乡村扩散，促使整个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单德启[13](P4)(1997)认为，逆城市化现象的本质是由于人们追求更高生活质量所出现的城市生态化、田园化及在更高层次上的劳动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由城市向乡村的回返，是城市化的对立和互补。黄小花[14](P9)(1997)认为国外逆城市化是为解决大城市地区“城市病”问题，意指发展中小城镇，所以，我们应该吸取经验，防止出现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应该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镇。第二种解释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郊区化或“非转农”现象。
石忆邵[15](P25)(1999)认为逆城市化与郊区化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而且城市化过程本身是不可逆的，所以逆城市化的提出是欠科学的。王旭[16](P12)(2002)和孙群郎[17](P19)(2005)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分散化发展的继续，是大都市区空间规模的进一步膨胀。邱国盛[18](P171)(2006)提出大规模且频繁的逆城市化现象会导致中国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郑卫等[19](P55)(2008)从城市发展历程、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形态演变的角度分析，提出“逆城市化”实质是远郊化。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城乡制度不同导致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实际上是一种伪“逆城市化”现象(赵晓罡等[20](P79)，2010;段学慧[21](P85)，2014;陈彬[22](P31)，2015;曹宗平等[23](P93)，2016)。易文彬[24](P192)(2015)认为市民转为农民且从事农业劳动的“非转农”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民工荒”和小城镇热等促使大规模城市人口回流到农村的现象即为逆城市化现象，为解决这一现象，应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廖筠[25](P15)，2003;蔡之兵等[26](P66)，2014;薛選登等[27](P37)，2017;齐红倩等[28](P16)，2018)。
第三种解释认为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张强[29](P26)(2016)认为，应从趋势、道路、规制三个不同层面去理解逆城镇化，混淆逆城镇化的趋势和道路是造成对它产生某些误解甚至抵制的认识原因之一;逆城镇化趋势的本质是各种发展要素由中心城市向外扩散，从城市地区进入乡村地区，最终可能达到的效果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促成乡村的复兴。陈伯君[30](P53)(2007)认为逆城市化发展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手段，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唐任伍等[31](P36)(2017)提出逆城市化不仅仅是向农村的回归，还包括以人口为载体的城市文明和生活习惯向农村的扩散和普及，同时缓解城乡之间和对立和矛盾，推动农村的快速发展。
李培林[32](P61)(2017)提出逆城镇化在本质上与城乡一体化是一致的。李铁[33](P60)(2018)认为逆城镇化就是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口的就业、居住、消费以及投资从城市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展的现象，同时逆城镇化为乡村振兴的实施创造条件。沈东[34](P107)(2018)提出逆城镇化不是反城市化，其发生、发展的实践逻辑与整体的城市化相一致，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为了促进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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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摘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城镇和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新型城镇化旨在培育壮大城镇，乡村振兴目标是发展和建设农业农村，两者既有异质性，又具有天然耦合性和内在相通性，在现代化实践中能够协同共进。以陕西为例，分析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新阶段协同推进两大战略的政策建议，即深化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以农业农村优先原则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协同推进;城乡融合;陕西
引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后的两大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内容和重要路径。如何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的重大课题。学界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一是探讨了二者的相互关系。陈明星等指出，城乡融合最关键的环节应聚焦两大战略的共生效应，探寻共生耦合机制[1]。俞云峰等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间的耦合关系与协调效应[2]。韩保江论述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逻辑关系，认为二者是双向促进而非两相对立的关系[3]。二是论述了二者协同推进的由来依据和重大意义。苏小庆等认为，我国当前城市优先发展政策与农业农村发展滞后，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的现实背景;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性等城乡关系理论，则为推动城乡联动提供了理论遵循[4]。
谢天成指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力抓手，是破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5]。三是分析了协同二者的路径选择。刘爱梅等提出，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推进的思路对策在于建立城乡共享体制，即建立城乡共享的农村土地投入与发展机制，建立城乡统一、共享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建立城乡共享的要素投入与发展机制[6]。郑丽果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对接的关键，是必须处理好体制改革和政策落实、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价值观引导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协同问题[7]。
总的看来，目前学界有关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相互关系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一是对于二者的一致性和相通处有所涉及，但对二者的分离和对立性甚少触及，如果忽视二者的异质性，会严重轻视二者协调推进的难度和艰巨性;二是对于实践中协同推进二者的路径选择，大都停留于宏观论述和抽象阐发，较少富于操作性的具体擘划，有的著述甚至把二者协同推进的最终目标与二者协同推进的具体举措混为一谈。基于此，本文试图在阐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陕西省城乡协同发展的案例来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互协同、共同发展的内涵要求，探讨两者协同推进的路径和政策选择，以期为新时期新阶段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参考。
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辨析
城镇和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有机体。两者在地理空间、人口构成、产业类型、生活方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区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与此同时，城镇社会和乡村社会共同组成了社会(区域)全部，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乡村是支撑城镇发展的基础，城镇是带动乡村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引擎。新型城鎮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之间亦如城乡关系，既对立矛盾又统一共处，共同推动现代化发展。
(一)实施两大战略的客观必然性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不可能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由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有一个形成和丰富的过程，故本文所称乡村振兴包含新农村建设的方略和实践。 协同推进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编制完成并颁布实施，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该规划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原则、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是指导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部署。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率上升，乡村比重下降，是大势所趋。但在我们这一拥有约14亿人口的国家中，无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哪一步，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长期共生并存，这是不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落后于城镇居民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形成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基于此，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了推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线图。
(二)两者的异质性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但与此同时，二者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分别作用于城镇和乡村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两大不同的社会群体，两者的内涵要求以及路径选择也不相同，在人才、资金、资源和产业等要素配置方面客观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政策取向上会出现城市偏好或是侧重乡村的倾向，实际工作中会出现顾此失彼现象等。
1.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在于培育壮大城镇。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镇居民安居乐业，是现阶段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根本任务[8]。需从规模和质效双向发力，培育壮大城镇，为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奠定坚实载体，为城镇人口开辟宜业宜居平台。需推动工业向城镇园区集中，打造城镇特色主导产业，壮大城镇产业集群，保障农业转移人口有效就业。县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需要补短板强弱项，提高综合承载能力。需构建核心城市、大城市和城市群，推动城市群向一体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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